70年，退役军人工作这样走过②

硕果累累的十月，新中国迎来成立70周年的喜庆日子。

在70年浩瀚的历史卷帙中，他们的身影格外潇洒矫健，他们的足迹格外深远闪光——

他们从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走来，曾经为民族独立国家解放冲锋陷阵；他们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为国家富强拼搏进取，成为共和国的中流砥柱。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退役军人。

走进时间深处的历史，总把脚印清晰地留在路途中。70年筚路蓝缕，70年辟除榛莽。穿越70年的岁月时空，我国退役军人工作一片丹心一个梦，一路汗水一路歌。在党中央高度重视和关怀下，在各级政府共同努力下，一批又一批脱下戎装的军人，成为新中国建设和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参与者。他们在波澜壮阔的大潮中翱翔踏浪，在神州大地的广阔天地里奉献担当，书写出一幅壮美的时代画卷。

七十年耕耘播芳菲，一朝回首添豪情。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上，一条独具特色的退役军人工作之路，等待着我们风雨兼程，大步向前……

第二幕：改革大潮奋楫行舟

历史背景：文化大革命对我国社会各行各业造成了巨大冲击和破坏，退役军人工作亦未能幸免。好在有党中央力挽狂澜，十年后，改革开放大潮席卷中华大地，我国退役军人工作亦好风借力，乘风破浪，奋楫前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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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湖北来凤县。51岁的退役军人张富清恢复工作，调往酉水上游古镇卯洞公社任革委会副主任，开始带领群众在一边悬崖一边深渊的高洞村抡大锤、打炮眼、开山修路。在这之前，已经担任三胡区副区长的张富清带着一家人，从三胡区委大院搬出来，挤在一个四面漏风、摇摇欲坠的小木房里，一个月只有23斤半的粮食供应……

同年6月，国务院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小组及办公室成立，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得到恢复和发展。

改革开放之初的退役军人工作，处在一个特殊的关键时期——

1978年，是安置退役军人最多、安置用时最少的年份。“文化大革命”中作复员安排的41万军队干部亟待“复改转”；由于十年“文革”浩劫，国家培养技能型人才工作被迫中断，造成了人才严重紧缺，600多万退役士兵和8万多伤病残战士等待安置；军队“消肿”进入大规模实施阶段，25万转业干部需要接收安置，除大部分作转业外，还有相当一部分要作为离退休安置，另有近两万名随调家属工作安排；基建工程兵、铁道兵建制被撤销，百余万士兵、10万余名干部集体转业……

人们不曾想到，随国家整建制撤销的基建工程兵里，技术副团职干部任正非名列其中，更没有人想到，转业到深圳南海石油后勤服务基地的任正非，不久后创办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从而成就了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商界领袖。

今日阅兵场上飒爽英姿，他日经济大潮翱翔踏浪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这一时期，王石、柳传志等军人也纷纷脱下军装，投身到改革开放的商海中，在各自的领域积聚能量，成长为一代房地产、高科技、金融业的大鳄。

为了让任正非们实现职业跨越，中央及时出台一系列政策法规，打出成套的组合拳——

针对军转干部。国务院军转安置工作小组、中组部、国务院人事部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每年结合工作实际，联合起草关于做好军转安置工作的报告，对当年军转安置工作作出详尽的政策性规定。各级党委和政府严格执行中央关于军转安置工作的政策规定，千方百计克服困难，解决转业干部住房、安置随调随迁家属子女、追加干部转业经费……

针对退休干部和退役士兵。1978年，民政部恢复成立，军队退休干部安置和退役士兵安置工作由财政部变更为由民政部承担。1980年，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把军队离休退休干部和退役士兵的安置管理任务交给了民政部，民政部迅速设立专门机构负责接收管理，并于当年召开全国军队退休干部和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会议，开始接收安置工作。

大批军队官兵从军事战线转移到经济建设各条战线，如何使他们尽快适应新的任务？经历了“三落三起”、开始主持中央和军委日常工作的邓小平指出：办法就是为他们创造到地方工作的条件……办训练班，组织参观，请地方同志介绍经验，让他们接触工业、财贸、政法、文教等方面的知识。

从此，我国的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培训工作在探索中前进，逐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按照中央要求，1981年，军地军转安置部门首次对当年转业到政法战线的52000余名军转干部进行了专业培训。国务院军转办将《关于转业到政法战线军队干部专业训练情况的报告》送呈宋任穷。宋任穷批示：这次专业训练太重要了，务请地方和军队通力合作，必须十分抓紧再抓紧。1985年，中央明确提出，对军转干部进行培训，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关系到经济建设和军队建设的百年大计。

曾经组织过两届军转培训的退休干部、原南京军区司令部教导大队副师职教员谢雨林告诉记者，先培训后上岗，干什么学什么，培训、考核、使用相结合……遵循这样的原则，转业干部培训工作由此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期。

对退役士兵，广泛开展两用人才的培养和开发使用工作。本着“育才、荐才、用才”一体化原则，制定了《培养和使用军地两用人才工作发展规划》，召开了全国培养和开发使用军地两用人才现场经验交流会，国务院、中央军委指导各地建立“军地两用人才培训中心”“军地两用人才介绍所”等服务机构，通过兴办经济实体、积极推荐退役优秀士兵担任农村基层组织骨干等形式，选拔使用了大批军地两用人才。

从1981年到1985年，全国各地采取军地结合、条块结合、行业之间结合等灵活多样的办班方式，先后培训了37万余名军转干部。1985年11月17日，全国首次召开转业干部培训工作会议。会议决定筹建军队转业干部培训中心，组织力量编写适合转业干部特点的培训教材。

一年后，全国有近百个军转培训中心建成，一个以培训中心为骨干的培训网络初步形成。同时，全国统一的军转干部培训教材的编写和出版工作也紧张地展开。教材专业初步分为工交、财贸、政法、党政和其它五大类，分立20个专业。为了加强培训中心建设，各地先后通过开会、调研和走访等多种办法，探索军转培训之道。经过培训的转业干部，越来越受到用人单位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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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熊士楷在大尖山下的芹菜园大队干得风声水起的时候，“技术尖兵”任正非正在困厄之中靠集资2．1万创办华为，后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军艺文学系学生莫言刚写出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王石正拿着卖鸡饲料挣来的300多万创办万科，中科院计算所的研究员柳传志正在一间12平米的传达室里创办联想，深藏功名的一等功臣胡兆富正在办理离休手续……而在河北蔚县常宁乡，转业志愿兵白丁创造的奇迹引起了河北省委的关注。

无疑，白丁就是这个时期军地两用人才培养的一个结果。

那是1985年初春，寒风料峭。从原第65集团军某装甲团转业的志愿兵白丁，结束两用人才培训回到家乡，担任乡专武干部。似乎早有预见，白丁在两用人才课堂上选的课程是科学种植养殖。

他发现，老家虽然自然条件恶劣，但非常适宜种植对海拔高度、无霜期、土质要求极严格的杏扁。他暗下决心，要让闲置了无数年的河滩换新颜！

面对荒山，无钱、无人、无技术、无装备……这项庞大的工程涉及3座丘陵，30多道荒沟，即使投入1万人马，50台推土机也得苦战3年。摆在他面前的是一道道坎。

“不难还要退役军人干嘛！”白丁没日没夜地骑着自行车走村串户，宣传他的致富经。短短一个月，他踏破了5双鞋，减掉了5斤肉，终于感动了乡亲们。1500多民兵站出来，垫淤打井、筑坝植树，整治得坡似台阶、滩像园田，种起了一株株杏扁树。5年后，杏扁成林了，每亩年收入4000多元；风沙挡住了，林间农作物也由亩产50公斤提高到600公斤，群众无不啧啧称奇。

自197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兵役制问题的决定》后，义务兵与志愿兵相结合的兵役制度诞生。和白丁一样，全国成千上万的退役志愿兵，开始在地方大显身手。除农村义务兵外，兵役制度变革后，退役义务兵（含伤病残义务兵）、转业志愿兵、复员干部安置均有了不同的政策。

离开部队前夕，退役军人合影留念（来源：网络）

城镇退役义务兵安置实行“按系统分配任务，包干安置”的政策，同时为稳定军心，鼓励战士安心服役，《退伍义务兵安置条例》对以往的安置政策及时调整，提出把个人专长、服役期间的表现与退伍安置工作挂起钩来，打破了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做法，起到了鼓励先进、鞭策后进的良好作用。

转业志愿兵的安置，经团以上单位逐级审查上报，由大军区、军兵种等大单位军务部门与省级安置部门进行交接，限期安置。志愿兵转业实行集中交接的办法，有利于宏观调控和管理，加快了安置工作进度。由大分散到相对集中，减轻了基层的工作压力，发挥了各级职能部门的监督检查作用，转业志愿兵安置工作顺利进行。

好政策给予白丁一个难得的机会，白丁还了人们一个令人称羡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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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漓江军队离退休干部休养所，位于城乡结合部，由一条只能通过一辆汽车的胡同连结着外面的道路。这是全国较小的休养所之一，虽然外面人声鼎沸，内部却安静祥和，老干部们打球、唱歌、下棋，其乐融融。

优秀退役军人喜获殊荣

这个成立于1986年12月的军休所，静静地伫立在江畔，接收了一批批离退休的军队老干部。脱下军装的他们，在这里完成身份转换，发挥余热，安享晚年。在淮海战役中出生入死的老英雄黄显斌也住在这里，不同的是，黄老的喜好不是琴棋书画，而是给青少年讲红色文化，讲战争故事。到现在为止，他用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为附近中小学的孩子们上课56次。

这是军休安置管理工作的一个缩影。此时，随着国家老干部离职休养制度的建立，军队也实行了老干部离职休养制度。

从1982年开始，民政部门又承担起军队无军籍退休、退职职工的接收安置任务。在这个时期，国家比较系统地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军队退役干部安置管理的经验和教训，对军休干部安置的体制和相关办法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和完善，特别是1984年11月，国务院、中央军委下发通知，指明了军休干部的待遇政策，规范了军休干部的安置办法，明确了政府各部门的工作分工。为使军休服务管理工作正常开展，特别配备了用车、用房和专门编制，并安排了相关经费，标志着体系和政策框架的基本确立，为之后20年的军休工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之后，国家不断加强军休工作，特别为各级民政部门增加了行政编制，全国大多数地方的民政部门对军休工作在组织上单列，增加配备了比较得力的人员，中央财政为这项工作增加了经费项目，提高了标准。各地民政部门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学习借鉴军队的经验和做法，开始探索建立军休干部休养所，对军休干部进行安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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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1月，已经担任湖北省来凤县建设银行副行长的张富清，光荣退休，开始了人生另一段旅程。

上世纪九十年代，湖北省来凤县革命烈士陵园已经修缮了多次。虽然经历了四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一座用青石砌成的革命烈士纪念碑依旧巍然挺立，碑座四周分别刻着毛主席语录以及贺龙元帅的题词。这座陵园里，埋葬着长征时牺牲在这里的红军将士。

退休后的张富清主要任务是带外孙。他带外孙和别人不一样，每天必去革命烈士陵园。孩子在绿地上嬉戏，张富清则站在纪念碑前久久凝望。小外孙好奇地问：“外公，您在看什么？”张富清蹲下来，摸摸外孙的小脑瓜，面色凝重地告诉外孙，这里有他的战友。

同年底，在西藏昌都工作了16年的京籍干部赵顺廷，没有花一分钱，没有找一个人，就靠着打印的几份简历，被农业部老干部局录用，这得益于这一年中央国家机关出台的好政策。

同年6月4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庄严宣布：中国裁减军队员额100万。

这是我军第八次大裁军。刚刚处理好文革历史遗留问题和大裁军“消肿”问题，安置部门迎来了又一场“硬仗”。各级党委和政府把做好退役安置工作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安置措施，确保了这一任务顺利完成。

1987年4月4日，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副总参谋长徐信自豪地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精简整编的任务已基本完成！裁减员额　100　万后，军队的总定额为300万，国防开支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由1979年的18．5％下降到1987年的8．6％。人民解放军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严峻的安置形势下，中央国家机关率先进行了安置办法改革。多年来，不管是军队精简、安置军转干部数量增加，还是地方机构改革、安置军转干部困难，中央国家机关都一如既往、率先垂范。但巨大的安置压力、对干部素质较高的要求，使他们决定按照“控制数量，保证质量”的方针，对选调转业干部实行归口管理、计划单列。

经过几年的实践摸索，中央国家机关在接收安置转业干部工作中，逐步完善了选调程序和办法。在执行原有计划的基础上，调整增加了团职干部的分配数量。既满足了地方工作需要，又以实际行动支援了军队建设。他们的做法，对全国各省市起到示范引领作用：

打破观念樊篱，大胆地让军转干部去“相亲”，供需双方见面交流；让军转干部平等参与，给更多的军转干部进中央国家机关机会，同时也给接收单位更大的挑选余地；允许接收单位在营以下军转干部中进行考试选用，在考试内容和程序上与面向社会公开招考有所区别；扩大接收范围，使更多军转干部受益，针对中央国家机关安置难，扩大到部委下属单位进会选人，把中管在京企业列入接收安置计划中；灵活采取中央国家机关和北京市同时同场地进行双向选择，增大选择机会；针对师团职干部、女干部安置难，在下达中央国家机关安置计划时，明确接收安置师团职干部、女干部数量；公开安置计划，公开安置程序，公开安置信息，使安置工作公开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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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孙上学了，张富清依旧每天去烈士陵园，雷打不动。他要陪那些逝去的老战友说说话，叙叙旧。

此时，全国已经有万千上万座英雄烈士纪念碑。“每思祖国金汤固，便忆英雄铁甲寒。”改革开放后，优待抚恤和烈士褒扬立法工作进入快车道。1980年6月，我国第一部专门规范烈士褒扬工作的行政法规《革命烈士褒扬条例》颁布，成为之后这项工作的法律依据。1986年，民政部、财政部下发《关于对全国烈士纪念建筑物加强管理保护的通知》，设立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维修改造补助经费。清明节期间，各地因地制宜开展形式多样的祭奠先烈活动。有的通过组织扫墓、革命史图片展览、主题宣讲活动、寻访革命老人等形式缅怀先烈，有的通过开展经典诵读、网上祭英烈等活动宣传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还有的对烈属走访慰问，形成了浓厚的社会氛围。

登上海拔1130米的河北省涉县偏城镇大岩村庄子岭，记者见到了新时期拥军模范王爱英。这里是“八路军的母亲”李才清的故居，也是全国人大代表、全国著名拥军模范刘金鱼的家乡。王爱英对记者说：“从李才清到刘金鱼，今天，接力棒传到我手中了。我无法和她们媲美，但我可以从她们身上汲取精神力量。”这位从大山里成长起来的普通女性，将自己辛勤劳动创造的410余万元全部用于拥军事业，被官兵们亲切地称为“新时期拥军好妈妈”。

拥军模范王爱英送文化进军营，受到官兵欢迎

像王爱英这样的拥军模范，全国有9万余人。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宣传表彰了一大批全国和省级双拥模范城（县）、双拥模范单位和个人，集中宣传了“爱国拥军模范”姚慈贤、“子弟兵的好妈妈”胡玉萍、“优秀伤残军人妻子”宋顺女、优秀大学生军嫂吴新芬、“为民打井模范团长”李国安、“扶贫司令”彭楚政、“抗洪英雄”高建成等双拥模范的先进事迹。通过大力宣传富有时代特色的双拥模范典型，进一步增强了广大军民做好双拥工作的自觉性和责任感。

1984年8月，全国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由军地联合召开全国规模的“双拥”大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此后，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召开全国双拥工作会议或双拥模范城（县）命名表彰大会。中央政治局常委集体接见出席全国双拥模范城（县）命名表彰大会的代表，连年集体观看军民迎新春文艺晚会，进一步加深了“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新型军政军民关系。

1991年6月，全国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会议在福建省福州市召开。国务院、中央军委成立全国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领导小组，统一指导和协调全国的双拥工作。随即，全国30多个省市自治区相继成立由党政军主要领导参加的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各市、地、县（区）普遍建立了双拥工作组织机构，形成了以宣传部门牵头的国防教育体系，以文明办牵头的“军民共建、共管、共育”体系，以驻军和武警部队牵头的“拥政爱民”工作体系，以组织、人事、民政部门牵头的优抚安置工作体系，以工、青、妇等群团组织牵头的基层活动体系，以公安部门牵头的军警民联防体系。以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为标志，双拥工作跨入开拓创新的新时期。

同一年，经邓小平同志亲笔题词，民政部、原总政治部命名了10个“双拥模范城（县）”，创建双拥模范城（县）活动由此兴起。1993年，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制定颁发了《双拥模范城（县）命名管理办法》。2004年开始增加了双拥模范单位和个人表彰项目。之后，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先后5次修订《创建命名管理办法》、2次修订《考评标准》，逐步完善量化考评、动态管理等制度，丰富拓展创建活动的内涵和形式，使之成为巩固军政军民团结最具影响力的有效载体。

这一时期，国家优待抚恤政策作了重要调整。为进一步体现国家保障责任，国家将烈属、因公牺牲军人家属和病故军人家属的定期定量补助改为定期抚恤。1979年，在大规模普查的基础上，逐步将烈军属和复员军人生活补助费的60％－70％用于定期定量补助，使绝大多数临时经费转为定期“人头费”。1979年、1984年、1986年，国家分别确立了对在乡退伍红军老战士、在乡西路军红军老战士和红军失散人员的定期生活补助政策。80年代初期，国家将死亡抚恤由过去的两个档次（因公牺牲、病故）改为三个档次（烈士、因公牺牲、病故）；80年代中期，一次性抚恤金由过去的固定标准改为与逝者生前工资挂钩。

1988年，《军人优待抚恤条例》颁布实施后，先后修订、制定出台50多个重要法规政策，形成了“普惠”加“优待”的保障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