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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抗美援朝老兵丨胡恒隆:上甘岭战役前,他给妈妈留下遗信

发布时间:2020-10-14 19:33浏览次数: 信息来源: 北京西路瞭望

胡恒隆,湖北武汉人,1949年6月入伍,1954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第四野战军后勤运输部汽车一团副驾驶,志愿军后勤部汽车第一团连文书、连文化教员、二分部基地医院政治助理员、汽车一团连副指导员,南京军区后勤部汽车第三十一团连指导员、军区后勤部政治部干事、第十四分部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军区军医学校政治教研室主任、军区后勤部研究室副师职研究员等职。1962年晋升为上尉军衔。曾参加宜沙、衡宝、抗美援朝等战役战斗。1988年荣获胜利功勋荣誉章,荣获朝鲜军功章两枚。

“两个月后如果收不到我的信,说明恒隆已经牺牲了。”这是1952年上甘岭战役前夕,志愿军后勤二分部汽车一团八连文书胡恒隆给妈妈信中的一句话。随后,他就加入后勤运输线,遭遇的火力并不弱于前沿阵地。

9月21日,胡恒隆在江苏省军区南京第十六离职干部休养所回忆起70年前入朝参战往事,对在“钢铁运输线”上与敌人斗智斗勇记忆犹新。

不分前后方,空中封锁空前猛烈

1949年第四野战军渡过长江,正在武汉当学徒的胡恒隆至今记得武汉解放那个早晨。一打开店门,发现许多解放军睡在马路上,这位18岁的小学徒从此坚定了跟“仁义之师”走的念头。

因为入伍前学过一点驾驶,胡恒隆作为当时难得的技术人才,被分配去四野后勤部汽车一团七连,开着苏制嘎斯69卡车随大军南下,一路打到桂林。1950年7月,胡恒隆所在部队奉调回东北,在新民、临江等地休整后,于1950年11月秘密入朝。

为适应朝鲜多山环境和恶劣的交通状况,连里车辆换成了载重2.5吨的“小嘎斯”(即嘎斯51卡车)。“朝鲜翻浆道、泥泞道、盘山道、冰雪道多,基本上是土路。这个车灵巧,适合朝鲜战地。”比糟糕的路况更让胡恒隆印象深刻的,是极度恶劣的战场环境。

和在国内作战截然不同,朝鲜战场难分前后方。“入朝那天是晚上,白天不能走。美国飞机的空中封锁很厉害。”胡恒隆回忆,即使1951年1月志愿军空军参战后,空中优势仍在敌人一方。对汽车兵来说,1953年以前白天几乎不能开车,夜间开车也不能开大灯,只能开防空灯,“即使这样,也经常被美国飞机发现”。

当时,胡恒隆所在连队许多驾驶员来自地方,驾驶经验丰富,但战斗经验为零,初期吃了不少亏。“没有制空权,只能被动挨打。美国人发动了空中封锁‘绞杀战’,夜晚飞机沿着公路来回寻找轰炸,还丢四角钉扎轮胎等等搞了很多名堂,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被动、很大的困难。”胡恒隆说,“联合国军”的作战飞机几乎全部投入空中封锁行动,后勤线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斗智斗勇,与美国飞机比灵活

“我们的驾驶员英勇顽强,想了很多办法突破空中封锁。”胡恒隆说,战友们想了很多办法对抗空中绞杀,与兄弟部队一道,逐渐建成了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

“我们连队一班班长杨从芳就是典型的例子。”胡恒隆记得,那是1951年5月,第五次战役打得最激烈的时候,前方急需粮弹,上级就派出了杨从芳、石元启、宋成义、施勇、刘福义5位“万里号”红旗驾驶员执行这次紧急运输任务。

所谓“万里”,指的是行车一万公里安全无事故。战地获得“万里号”红旗,不仅驾驶技术要过硬,还要靠胆识与机智边驾驶边战斗。杨从芳就是这样一位胆识机智兼备的驾驶员。

这次紧急运输任务,上级命令一定要当晚送到。杨从芳带着车队迅速出发,胡恒隆也在其中一辆车上监视敌机动向。行到半途,前面黑压压车停了一大溜,原来有车抛锚,堵住了几十辆车。

塞车处是片平原,平时就是敌机重点封锁区。怕什么来什么,被战士们戏称为“人达”的山上防空哨鸣响了防空枪,有敌机来袭!

危急时刻,杨从芳挺身而出,叫人把前车推开后,斜着车身越过几十辆车往前冲。“班长你往哪里开啊?”副驾驶李振魁问道。“我要往飞机那里开,你就站好岗就行了。”杨从芳要求站在汽车大厢板上的李振魁盯住空中,有什么情况就拍驾驶室。

离开塞车点一段距离后,杨从芳突然打开大灯。敌机被吸引后,立即发射了几枚火箭弹并俯冲扫射。看到亮灯,胡恒隆和战友们大吃一惊,“老杨怎么搞的?这不是找死吗?”其实敌人动向已被杨从芳掌握,他猛地刹车让这次俯冲攻击打了个空,又灭灯发动汽车飞驰。

敌机盘旋回来后,杨从芳又主动打开大灯诱敌,敌机俯冲就迅速关灯,借着敌机投下的照明弹光继续疾驰。就这样,胡恒隆看着杨从芳驾车忽隐忽现,大灯忽明忽暗,“像吸铁石一样把敌机紧紧吸引在他身上”。敌机被带着跑了好几十公里,多次轰炸扫射都没奈何得了杨从芳。等到照明弹不亮了,杨从芳重新获得了黑暗掩护,敌人空袭也落了空。

停车检查,杨从芳发现只有后厢板被炸弹炸了几个洞。“杨从芳对李振魁说,杜鲁门的空中优势也不过如此,好几吨钢铁只能换我大厢板几个窟窿。”胡恒隆回来就向上级写了报告,这一案例后被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认为是与敌机作斗争的典型。

作为一等功臣,杨从芳获得的“万里号”奖旗珍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敌人也不得不承认志愿军后勤部门的成就。在南京军区后勤部研究室研究员位置上离休的胡恒隆,自豪地引用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范弗利特在记者招待会上的一句话:“虽然联军的空军和海军尽了一切力量,企图阻断共产党的供应,然而共产党仍然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顽强毅力把物资运到前线,创造了惊人的奇迹。”

“创造了惊人的奇迹呀!”意犹未尽,胡恒隆又声音洪亮地重复了一遍。

“你们打开大灯跑!停战了!”

胡恒隆自己也遇过险。1951年5月,他随连里4台车运粮到前方兵站。夜行晓宿,白天在一个小村里隐蔽时,中午11点多遭到两架美军“野马”式战斗机空袭,扫射打着了两辆车,还把车旁民房里朝鲜“阿妈妮”的腿打残废了。

这样的损失和流血每天都在发生,时年不到20岁的胡恒隆逐渐熟悉了战争的脉搏。1952年深秋,胡恒隆感到又一次大战即将来临。“任务很紧、压力很大,肯定是一次大的战役。”意识到战役将会空前激烈,胡恒隆写了封信给妈妈,其中写道:“两个月后如果收不到我的信,说明恒隆已经牺牲了。”

预感完全正确,空前激烈的上甘岭战役爆发了。指挥战役后半段的李德生在回忆录中写道,“敌人动用了大量远程火炮和飞机,从前沿到我阵地纵深几十里,层层火力封锁,越往前封锁得越紧密”。严密封锁下,胡恒隆和战友们不仅黑夜要跑车,白天下雨也要跑,“我们那个时候考虑生死不多,想的是怎么完成上级交代的任务,一心扑在打仗上面”。

置死地而后生,胜利在斗争中来临。“美国也不过如此,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美国打的是武器,我们打的是士气。”至今,胡恒隆还能一口报出停战年月日,“1953年7月27日,那时我们正开着车子跑,一班班副喊:‘哎!你们打开大灯跑!停战了!’”

89岁的胡老高声复诵了这声“哎”,可见当年之兴奋。“听到停战消息,真是欢欣鼓舞,高兴得跳起来。”胡老停顿了一下,声音低沉下来,“好不容易熬到头,真的不容易、不容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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