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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名战将忆党史丨“边防线上,寸土不让!”九旬老战士邓德令讲述亲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

发布时间:2021-12-01 18:09浏览次数: 信息来源: 交汇点

2020年6月,4位烈士在西部边陲加勒万河谷牺牲,让边境线崖壁上“大好河山、寸土不让”的誓言为全国人民所熟知。近日,曾与英烈们同守一条边防线18年的邓德令老人回忆了戍边生活。作为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参战老兵,邓老这样概括戍边军人的精神:“你想叫我让步不可能,边防线上寸土不让!”

征战大半个中国 党叫去哪就去哪

1944年4月,年仅16岁的邓德令在家乡山东平度参加八路军。平度是山东胶东地区敌后抗战中心,邓德令和战友在那里一直战斗到日军投降。战不旋踵,他们又从山东威海坐船,跨海进入东北,参加解放战争。

“东北打了三年半,入关打平津(战役),一直南下到广西桂林、玉林,又转入广东。”邓老回忆,1952年部队奉调入朝,战友们求战意志高涨,“有好多人在外面学习,闻讯赶回来,哭着说,不学习了,要跟去打仗。”从朝鲜回国后,邓德令又根据上级命令,先后辗转于辽宁、山东、黑龙江、广东等地,1956年进入南京军事学院第五期合成指挥系学习。

邓老的履历,是一部“党叫去哪就去哪”的履历,这在奔赴西藏戍边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1959年即将从南京军事学院毕业时,邓德令和战友们面临毕业分配,其中一个去向是西藏。进藏17人名单公布,其中就有邓德令。“当时听说西藏缺氧,高山非常多,米饭不是煮熟的而是泡熟的,馒头放进锅里蒸时有多大,吃时还多大,水顶多70°C就烧开了……大家都真有点怕去,思想有一点负担:一是三年才能回来,不忍心把家属扔在南京;二是那边到处都是匪特。”

时任学院院长的廖汉生中将组织17人座谈,做思想工作。“大家都不发言。我说我发言,我思想也不通,但我愿意去。党培养我这么多年了,我不去谁去?”邓德令这一发言,扭转了座谈会氛围。“会议结束后指导员问我是不是真的愿意去,我说我作为军人不去行吗?我还是一个共产党员,党培养我这么多年,白培养了?”

回忆当时,邓老实事求是地说:“那时有多高的觉悟,说实话不一定。接下来要爬高山、过雪原,哪一个愿意从生活优裕的地方到非常艰苦的地方?但是都不去,行吗?好的地方你不去可以,艰苦的地方你不去谁去?”

邓德令用戍边18年的实际行动,证明他的豪言壮语并不是说说而已。入藏时正值西藏平叛战火未熄,川藏路不通,邓德令和战友们只得从成都绕行兰州,转西宁到格尔木,颠簸一个月才到拉萨。起初,邓德令被分配在生活条件尚可的西藏军区作战部当参谋,后因林芝军分区司令部参谋科科长在剿匪时牺牲,1961年1月邓德令奉命接任,上了边防一线。

很快,边防一线就变成了作战前线。

印军的战斗力和国民党保安团差不多

林芝军分区面对的是中印边界中线。邓德令履新时,中印边界问题已经处于激化阶段。

中印边界问题可以追溯到1947年印度独立,其全面接管英国侵占中国西藏的一些边境地区,并不断蚕食中国领土。印度政府无意通过和平谈判协商解决边界问题,且把中国的忍让当作软弱可欺,大肆采取所谓的“前进政策”,不断以军事行动蚕食中国领土,破坏边界现状。至1962年,局势变得极为紧张。印军频频挑衅,不断包围我巡逻小组、伏击我运输人员、射击我哨所。中国边防部队在忍无可忍、退无可退的情况下,于10月20日被迫进行自卫反击。

“中线以达旺地区为重点进攻目标。这一出发,我军全线出击。当时我们在林芝,首先把当面几个据点打下,然后再向前发展。”邓德令介绍,为配合主要方向作战,林芝军分区部队首先拔掉敌设在甲久的前沿据点,接着攻向马尼冈,敌随后溃逃。“接下来到底向哪走,连军区都不知道,因为地图上没标。”邓德令说,当时他们手中只有一份错误百出的五十万分之一地图,“图上有的,没那个地形;实际有那个地形,地图上没有”。

就在这时,邓德令有了发现。“墙上贴了一张印度画——他们指挥官可能还有点艺术细胞。我拽下来一看,发现反面是一张简略地图,向西南方向又伸出一条路来。”这张图指示了一条我军地图上没有的路,邓德令马上上报。军区派了几个印地语翻译解读,得知离我军现地100多公里外的梅楚卡还有敌一个团(第八廓尔喀联队),遂派军区独立营直插梅楚卡。邓老说,当时评估印军战斗力,估计我军一个营就能应对敌一个团。

军区独立营在进至梅楚卡附近4公里处遇敌阻击,夜间梅楚卡之敌撤逃达东,我军随即衔尾追击。邓德令带一个连沿梅楚卡河谷向南猛追,途中遭遇一股印军。“他们的战斗力确实有问题,哨兵报告前面发现二十来个人,我说赶快追,结果没打他们就投降了。”这股印军是在外伐木时被俘的,邓德令注意到,其中年轻人不多,有一半是佩廓尔喀弯刀的廓尔喀人,背着落伍的二战英制步枪,比我军已经换装的五六式枪族整整落后一代。

此战还俘获一名印军少校,审讯俘虏时发生了滑稽一幕。“司令员审问时他有些爱理不理的,反而见我问话,知道的都回答。”邓德令大笑解释说,司令员杨永恩大校没戴军衔,他戴了个大尉军衔。印军这名少校看到“四颗星”,以为邓德令官大,所以愿意回答提问。“我们叫炊事员给他送饭,他不吃。经过翻译,原来他们上下等级(观念)很厉害,平时不仅要单独给他做,还要他们士兵给他盛饭。”

这名印军军官指挥打仗不灵光,要求倒不少。“他们对国际法还是蛮了解的,说‘你们要优待我们,劳动的话你们还要给我们工资’。”印军如此表现,与日军、国民党军、“联合国军”都交过手的邓老评价自然不高,“战斗力和国民党的保安团差不多”。

老侦察员觅敌踪 雪夜生擒两敌特

1962年11月21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重申:中印边界问题必须通过谈判解决;并宣布从22日零时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境全线停火,从12月1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即从1959年11月7日的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由于这一命令,邓德令所在部队也撤出了梅楚卡。

为什么有这一决策?在邓老看来,一方面这有利于我国在国际上占据主动,另一方面我军后勤补给也很艰难。“11个老百姓供一个战士,吃的都困难。老百姓从林芝背着粮食、罐头,到了地方吃得也差不多了。”

此战后,敌对势力依然没有放弃在西藏挑起事端的企图,经常派出间谍特务入境进行侦察和破坏。“间谍特别多,多到什么程度?比如电话线杆子上的‘瓷瓶’,经常被换成他们的,里面有无线发射器,信号传到一二百米外的某个小沟里面,很隐蔽的地方有发射器。”邓老解释说,通过信号中继就能窃听信息。

当时特务时不时渗透入境,邓德令就参与抓获过三名敌特,其中两名落网于1966年冬。当时,守桥民兵发现桥下有两人试图偷渡,见踪迹暴露,偷渡者开枪逃窜。经检查遗留弹壳,是敌特惯用的加拿大手枪弹壳。

军分区接报后,邓德令带了三个班前去追查,追了一天没追到人。军分区又调来一个团,再搜一天仍一无所获,只得收兵。此时天降大雪,邓德令仔细分析后认为,两人是被意外发现后逃窜的,在认为安全后很可能要回到原路。借着大雪映照的微光,邓德令带一个排继续追踪。果然,次日凌晨3点多,手电筒照到了雪中的新脚印。

“大家都筋疲力尽,电台译电员带了个小水壶,他喝水的时候给我一小杯水。乖乖,喝上水真的特别舒服。”这杯水让邓德令振奋起精神,调整部署后继续追击。终于,部队在一处老百姓搭建的牛棚中发现火光,正是特务在烤火。

我军四面扑上去,敌特未及反应就被打昏,战士们根据邓德令事先交代,第一时间脱光了敌特衣服。“我说你们如果逮到敌人的话,第一个就赶紧把衣服给他扒了,防止他带有毒药。结果确实有毒药!”邓老说,敌特落网后直言没料到我军会如此锲而不舍。此战缴获一部微型电台和配套的手摇发电机。公安部门侦破此案后了解到,两名敌特曾受过境外情报机构擒拿格斗、野外生存等严格训练。

1968年,邓德令在墨脱又参与抓获一名特务,此人最初也是被警惕的群众发现。接报后,邓德令带队前去追捕。追踪三个月未能擒获,但这名特务行动规律被摸到了。“他总在那一片转,有规律了。我对那个地方熟悉,他第二天到哪个地方我估计到了,赶快发电报叫一线部队去追。”果然,始终在逃亡的敌特极为疲惫,在一户百姓家吃饭时被我军一名副连长率两名战士当场擒获,缴获一支小口径步枪和一支加拿大手枪。

被问及为什么总能找到敌特踪迹,邓老笑言,他入伍后就当侦察员,经常穿便衣搞侦察,“便衣一直穿到侦察股长,是老侦察员了。搞作战我倒一直不大懂,打仗是后来在军事学院学习的”。

在高原边疆与狡猾的敌人和恶劣的气候战斗,一待就是18年。“说不上苦与不苦的问题,你到那一步还蛮乐(观)的,调回来还有点想念。”邓老简朴的家中,至今还保留着卫国戍边的纪念品——用缴获的印军降落伞改制的窗帘。

2020年6月15日晚,在中印边境加勒万河谷地区,印军违背承诺,再次越过实控线非法活动,蓄意发动挑衅攻击,引发双方激烈肢体冲突,造成人员伤亡。戍边后辈保家卫国的英勇顽强让邓老十分欣慰,在他看来,卫家和卫国还有些不同:“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安徽有个‘三尺巷’,宅基地可以让他三尺又何妨,但是在边防上不能这样。边防线上,寸土不让!你过来就不行,我就不能让你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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