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名战将忆党史丨“边防线上，寸土不让！”九旬老战士邓德令讲述亲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
2020年6月，4位烈士在西部边陲加勒万河谷牺牲，让边境线崖壁上“大好河山、寸土不让”的誓言为全国人民所熟知。近日，曾与英烈们同守一条边防线18年的邓德令老人回忆了戍边生活。作为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参战老兵，邓老这样概括戍边军人的精神：“你想叫我让步不可能，边防线上寸土不让！”
征战大半个中国 党叫去哪就去哪
1944年4月，年仅16岁的邓德令在家乡山东平度参加八路军。平度是山东胶东地区敌后抗战中心，邓德令和战友在那里一直战斗到日军投降。战不旋踵，他们又从山东威海坐船，跨海进入东北，参加解放战争。
“东北打了三年半，入关打平津（战役），一直南下到广西桂林、玉林，又转入广东。”邓老回忆，1952年部队奉调入朝，战友们求战意志高涨，“有好多人在外面学习，闻讯赶回来，哭着说，不学习了，要跟去打仗。”从朝鲜回国后，邓德令又根据上级命令，先后辗转于辽宁、山东、黑龙江、广东等地，1956年进入南京军事学院第五期合成指挥系学习。
邓老的履历，是一部“党叫去哪就去哪”的履历，这在奔赴西藏戍边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1959年即将从南京军事学院毕业时，邓德令和战友们面临毕业分配，其中一个去向是西藏。进藏17人名单公布，其中就有邓德令。“当时听说西藏缺氧，高山非常多，米饭不是煮熟的而是泡熟的，馒头放进锅里蒸时有多大，吃时还多大，水顶多70°C就烧开了……大家都真有点怕去，思想有一点负担：一是三年才能回来，不忍心把家属扔在南京；二是那边到处都是匪特。”
时任学院院长的廖汉生中将组织17人座谈，做思想工作。“大家都不发言。我说我发言，我思想也不通，但我愿意去。党培养我这么多年了，我不去谁去？”邓德令这一发言，扭转了座谈会氛围。“会议结束后指导员问我是不是真的愿意去，我说我作为军人不去行吗？我还是一个共产党员，党培养我这么多年，白培养了？”
回忆当时，邓老实事求是地说：“那时有多高的觉悟，说实话不一定。接下来要爬高山、过雪原，哪一个愿意从生活优裕的地方到非常艰苦的地方？但是都不去，行吗？好的地方你不去可以，艰苦的地方你不去谁去？”
邓德令用戍边18年的实际行动，证明他的豪言壮语并不是说说而已。入藏时正值西藏平叛战火未熄，川藏路不通，邓德令和战友们只得从成都绕行兰州，转西宁到格尔木，颠簸一个月才到拉萨。起初，邓德令被分配在生活条件尚可的西藏军区作战部当参谋，后因林芝军分区司令部参谋科科长在剿匪时牺牲，1961年1月邓德令奉命接任，上了边防一线。
很快，边防一线就变成了作战前线。
印军的战斗力和国民党保安团差不多
林芝军分区面对的是中印边界中线。邓德令履新时，中印边界问题已经处于激化阶段。
中印边界问题可以追溯到1947年印度独立，其全面接管英国侵占中国西藏的一些边境地区，并不断蚕食中国领土。印度政府无意通过和平谈判协商解决边界问题，且把中国的忍让当作软弱可欺，大肆采取所谓的“前进政策”，不断以军事行动蚕食中国领土，破坏边界现状。至1962年，局势变得极为紧张。印军频频挑衅，不断包围我巡逻小组、伏击我运输人员、射击我哨所。中国边防部队在忍无可忍、退无可退的情况下，于10月20日被迫进行自卫反击。
“中线以达旺地区为重点进攻目标。这一出发，我军全线出击。当时我们在林芝，首先把当面几个据点打下，然后再向前发展。”邓德令介绍，为配合主要方向作战，林芝军分区部队首先拔掉敌设在甲久的前沿据点，接着攻向马尼冈，敌随后溃逃。“接下来到底向哪走，连军区都不知道，因为地图上没标。”邓德令说，当时他们手中只有一份错误百出的五十万分之一地图，“图上有的，没那个地形；实际有那个地形，地图上没有”。
就在这时，邓德令有了发现。“墙上贴了一张印度画——他们指挥官可能还有点艺术细胞。我拽下来一看，发现反面是一张简略地图，向西南方向又伸出一条路来。”这张图指示了一条我军地图上没有的路，邓德令马上上报。军区派了几个印地语翻译解读，得知离我军现地100多公里外的梅楚卡还有敌一个团（第八廓尔喀联队），遂派军区独立营直插梅楚卡。邓老说，当时评估印军战斗力，估计我军一个营就能应对敌一个团。
军区独立营在进至梅楚卡附近4公里处遇敌阻击，夜间梅楚卡之敌撤逃达东，我军随即衔尾追击。邓德令带一个连沿梅楚卡河谷向南猛追，途中遭遇一股印军。“他们的战斗力确实有问题，哨兵报告前面发现二十来个人，我说赶快追，结果没打他们就投降了。”这股印军是在外伐木时被俘的，邓德令注意到，其中年轻人不多，有一半是佩廓尔喀弯刀的廓尔喀人，背着落伍的二战英制步枪，比我军已经换装的五六式枪族整整落后一代。
此战还俘获一名印军少校，审讯俘虏时发生了滑稽一幕。“司令员审问时他有些爱理不理的，反而见我问话，知道的都回答。”邓德令大笑解释说，司令员杨永恩大校没戴军衔，他戴了个大尉军衔。印军这名少校看到“四颗星”，以为邓德令官大，所以愿意回答提问。“我们叫炊事员给他送饭，他不吃。经过翻译，原来他们上下等级（观念）很厉害，平时不仅要单独给他做，还要他们士兵给他盛饭。”
这名印军军官指挥打仗不灵光，要求倒不少。“他们对国际法还是蛮了解的，说‘你们要优待我们，劳动的话你们还要给我们工资’。”印军如此表现，与日军、国民党军、“联合国军”都交过手的邓老评价自然不高，“战斗力和国民党的保安团差不多”。
老侦察员觅敌踪 雪夜生擒两敌特
1962年11月21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重申：中印边界问题必须通过谈判解决；并宣布从22日零时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境全线停火，从12月1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即从1959年11月7日的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由于这一命令，邓德令所在部队也撤出了梅楚卡。
为什么有这一决策？在邓老看来，一方面这有利于我国在国际上占据主动，另一方面我军后勤补给也很艰难。“11个老百姓供一个战士，吃的都困难。老百姓从林芝背着粮食、罐头，到了地方吃得也差不多了。”
此战后，敌对势力依然没有放弃在西藏挑起事端的企图，经常派出间谍特务入境进行侦察和破坏。“间谍特别多，多到什么程度？比如电话线杆子上的‘瓷瓶’，经常被换成他们的，里面有无线发射器，信号传到一二百米外的某个小沟里面，很隐蔽的地方有发射器。”邓老解释说，通过信号中继就能窃听信息。
当时特务时不时渗透入境，邓德令就参与抓获过三名敌特，其中两名落网于1966年冬。当时，守桥民兵发现桥下有两人试图偷渡，见踪迹暴露，偷渡者开枪逃窜。经检查遗留弹壳，是敌特惯用的加拿大手枪弹壳。
军分区接报后，邓德令带了三个班前去追查，追了一天没追到人。军分区又调来一个团，再搜一天仍一无所获，只得收兵。此时天降大雪，邓德令仔细分析后认为，两人是被意外发现后逃窜的，在认为安全后很可能要回到原路。借着大雪映照的微光，邓德令带一个排继续追踪。果然，次日凌晨3点多，手电筒照到了雪中的新脚印。
“大家都筋疲力尽，电台译电员带了个小水壶，他喝水的时候给我一小杯水。乖乖，喝上水真的特别舒服。”这杯水让邓德令振奋起精神，调整部署后继续追击。终于，部队在一处老百姓搭建的牛棚中发现火光，正是特务在烤火。
我军四面扑上去，敌特未及反应就被打昏，战士们根据邓德令事先交代，第一时间脱光了敌特衣服。“我说你们如果逮到敌人的话，第一个就赶紧把衣服给他扒了，防止他带有毒药。结果确实有毒药！”邓老说，敌特落网后直言没料到我军会如此锲而不舍。此战缴获一部微型电台和配套的手摇发电机。公安部门侦破此案后了解到，两名敌特曾受过境外情报机构擒拿格斗、野外生存等严格训练。
1968年，邓德令在墨脱又参与抓获一名特务，此人最初也是被警惕的群众发现。接报后，邓德令带队前去追捕。追踪三个月未能擒获，但这名特务行动规律被摸到了。“他总在那一片转，有规律了。我对那个地方熟悉，他第二天到哪个地方我估计到了，赶快发电报叫一线部队去追。”果然，始终在逃亡的敌特极为疲惫，在一户百姓家吃饭时被我军一名副连长率两名战士当场擒获，缴获一支小口径步枪和一支加拿大手枪。
被问及为什么总能找到敌特踪迹，邓老笑言，他入伍后就当侦察员，经常穿便衣搞侦察，“便衣一直穿到侦察股长，是老侦察员了。搞作战我倒一直不大懂，打仗是后来在军事学院学习的”。
在高原边疆与狡猾的敌人和恶劣的气候战斗，一待就是18年。“说不上苦与不苦的问题，你到那一步还蛮乐（观）的，调回来还有点想念。”邓老简朴的家中，至今还保留着卫国戍边的纪念品——用缴获的印军降落伞改制的窗帘。
2020年6月15日晚，在中印边境加勒万河谷地区，印军违背承诺，再次越过实控线非法活动，蓄意发动挑衅攻击，引发双方激烈肢体冲突，造成人员伤亡。戍边后辈保家卫国的英勇顽强让邓老十分欣慰，在他看来，卫家和卫国还有些不同：“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安徽有个‘三尺巷’，宅基地可以让他三尺又何妨，但是在边防上不能这样。边防线上，寸土不让！你过来就不行，我就不能让你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