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名战将忆党史丨老八路董兴旺：左权牺牲时，我就在他身边

抗日战争浴血太行，解放战争千里跃进，席卷大西南直入西藏，反身赴朝冒着空袭架桥……近日，原南京军区工程兵直属工兵工区副参谋长董兴旺深情回忆了参加武工队与日军周旋、目睹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牺牲、开辟大别山根据地等一件件艰辛惊险壮烈的往事。

左权牺牲时他一同负伤

今年已98岁高龄的董兴旺是山西武乡人，如今虽然记忆力衰退，少年时打鬼子的经历却依然记得很多细节。

鬼子打到武乡后，年幼的董兴旺就参加了儿童团，为八路军站岗放哨、打探情报。孩子虽然没法上战场，却有不需要“良民证”的优势。“那时人小，日本鬼子看到我也不在意。我这个年龄段没有证件也可以来回跑。我家里很穷，也能吃苦，所以选中我到敌占区搜集情况、传递情报。”那时董兴旺穷得鞋都没有，只能光着脚到处跑，虽然用破布把脚包起来，也经常磨破脚。“敌人下来‘扫荡’，如果人少，我马上告诉部队：带着什么武器、到哪里去，部队马上派人伏击。”

1938年5月，董兴旺加入八路军129师386旅青年队，年仅13岁就转战晋东南，参加了百团大战等多次战役。1942年5月，日军对太行抗日根据地进行“铁壁合围”大“扫荡”。正在警卫团的董兴旺，参加了保卫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等机关的清漳河战役。正是在这次惨烈战斗中，他目睹了率领警卫团殿后掩护的左权壮烈牺牲的经过。

“他牺牲时我就和他在一起。”董兴旺回忆，当时左权在十字岭上拿着望远镜观察敌情，他赶紧把左权拖下来以免暴露目标，但左权对越来越严峻的敌情十分焦急，不顾劝阻又到高处指挥战斗，不幸被敌炮击牺牲。“炮弹一下打过来打中了他头部，我也负了伤。”说着董老掀起衣服，炮弹破片在腰部划出的伤口至今清晰可见。

负伤后董兴旺继续坚持战斗，因此荣立二等功一次，这次英勇表现也让他被批准提前半年入党。“我那会一心一意跟着党，勇敢杀敌、不怕牺牲，虽然年龄不到，但表现好，不到18岁就入了党。”董老至今仍记得入党时的宣誓，“入党后就要为党、为人民服务，必须遵守纪律，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宁可牺牲不暴露党的秘密，不做到这些要求就不能成为一个党员。”

逞威敌后，扎根群众是主因

导致左权牺牲的这次战斗中，部分日军曾化装成八路军出其不意偷袭我军。董兴旺也曾因这种化装突袭而遇险。一次部队在村中宿营，深夜化装的日军包围我军，部队被迫分散突围。董兴旺在突围中与大部队失散，看日军紧追不放，他灵机一动藏到死尸下，鬼子追上来扎了扎尸体堆，没发现动静就走了。至今，董老小腿上还有刺刀留下的伤痕。

敌人会化装突袭，群众基础深厚的我军更擅长。1943年，八路军组建穿便衣的武工队，董兴旺就加入其中一支深入敌后。有一次，侦察到屯留一伙敌人行踪，董兴旺等人化装奇袭，一举将其全歼；另一次侦察得知沁县一名鬼子火车站长将带队出来袭扰，武工队组织伏击活捉了这名站长。

董老还生动描述了他和战友摸舌头的经过：“一名鬼子哨兵拿着枪站在山顶，披着斗篷、戴着帽子披着帘布，两个耳朵也听不清。我们两侧爬上去，一下把他按倒，用大衣把他头部一包，拖着两只脚拉着就往山下跑。到山下掀开一看，捂死了。”没能生擒这名鬼子，董老十分遗憾。

神出鬼没地零敲碎打让敌人日夜不得安生，“能够吃掉就吃掉它，不能吃掉就放过去，在敌占区你来我去拉锯，搞得敌人人心惶惶，出来也不是那么大胆了。”

我军在敌后如鱼得水，是因为深深扎根群众。“一手拿锹、一手拿枪，到一个地方就生产，你虽然不一定能吃上，但减轻群众负担也是好的。这样你有困难老百姓就帮你，到处都有人送情报。没有这个基础，打不了胜仗。”鬼子投降那一天，董兴旺正帮群众干活，“那时我正在搞生产，有人说：你不要搞了，下山开大会，鬼子投降了。我说，你瞎讲什么，后来一听是真的，生产工具一丢，拿着枪下去开会。大家高兴啊，在太行山上打了这么多年，能捡条命真不容易。”

日本投降后和平并未到来，旋即国民党发动内战，董兴旺又加入刘邓大军，参与了千里跃进大别山。这是一段极为艰苦的旅程，“成天走路，走得累死了，往哪里去也不知道。进了大别山才宣布，插入敌人后方战斗。”董老说：当时我军脱离根据地，到外线敌人统治地区战斗，处境十分艰难，武器装备只能从敌人手中缴获，连吃穿都成了问题，衣服上长满虱子，就“架个火，火上一抖，噼里啪啦”。

即使如此，刘邓大军依然纪律严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严格执行群众纪律。那时犯了纪律真处分、不开玩笑，所以才能在大别山坚持下来。”董兴旺跟着刘邓首长做警卫，一次在安徽金寨天台山，饿了几天的警卫连战士从一个老乡家地窖里找到一些粮食，便留下纸条和银元准备做饭吃，刚好被路过的邓小平看到了。他立即制止说，老乡不在家也不能随便动他们的东西，越是条件艰苦，越要严格执行纪律。

“群众没见过这样的部队，对老百姓这样好，所以我们在大别山建立了根据地、扩大了武装、赢得了胜利，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很多同志牺牲了。”提到牺牲战友，董兴旺一时哽咽难言，“有的负伤牺牲，有的就是饿死的，那些日子想起来心里难受。在一块生死战斗了多少年，说牺牲就牺牲，一天福也没享到。”

从西藏到朝鲜，在党领导下南征北战

刘邓大军深入敌人统治腹地虽然代价不小，但为解放战争局势的转折作出了卓越贡献。从大别山上下来，董兴旺随中野参加淮海战役，后又参加渡江战役，从安庆打过长江直入南京，继而席卷大西南，解放了重庆。

新政权、新气象。开国大典后不久，中共中央西南局决定兴建成渝铁路。这条从前清时期就有筹划的铁路，川渝人民盼望很久，但从晚清交到国民党手上，“筹建”近半个世纪也没见着一寸铁轨。“国民党为修路收了不少钱，把钱全都拿去装腰包了。”参与成渝铁路修建的董兴旺自豪地说，解放后军民齐心，很快就修通了铁路，“我们部队又能打仗、又能修路、又能生产。”

新中国成立之初，共产党就让进军西藏、抗美援朝等很多“不可能”成为现实。国民党从未对西藏这一我国固有领土进行有效治理，但1950年人民解放军就进军西藏。董兴旺加入进藏部队支前司令部，沿川藏线度过大渡河、金沙江入藏，解放昌都，进抵我国西南边陲日喀则。这时，山西人董兴旺已经辗转了大半个中国，“从西南打到边疆，大家跟着党走，战士们戏言说还能出国吗？结果真出国了，到朝鲜去。”

1951年，董兴旺等人奉命到成都整编，组成两个工兵团赴朝参战。虽然工兵负责修路架桥，但“联合国军”占据绝对空中优势，后方危险一点不比前方低。“其他都好办，就是飞机到处扔炸弹，还扔定时炸弹，满地‘蝴蝶雷’，碰到就炸。”

董老所说的“蝴蝶雷”，是一种由飞机大面积布撒的微型反步兵杀伤地雷，因其外形而得名。这种地雷杀伤力不大，但布撒数量大、扫除困难，严重影响后方军民工作，延迟阻滞也是布撒“蝴蝶雷”的战术目的之一。“当时用手榴弹去诱爆，用绳子拴上木棍去碰，各种方法都用尽了。后来有人懂得拿手电筒照炸弹的底火，如果发亮说明没有进入战斗状态，把引信卸掉炸弹就销毁了；不亮就说明进入战斗状态，进入战斗状态就躲开，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爆炸。”

工兵部队奇思妙想百出，打造了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董老回忆，部队在清川江上架桥时，不架水上桥，而是找水浅的地方用石子垫高修成水下桥，汽车趟水而过。“一个没有材料，另外加起来敌人也给你炸掉了。”在大同江上办法更妙，就利用被敌人炸掉的大桥桥墩，架上水槽通上水，从空中看桥和水面融为一体，其实照样可以通行，“都是战争逼出来的办法。”

百战余生，董老总结说：“武器装备是一方面，但不起决定性作用，起决定作用的是人，我们人民解放军政治觉悟比较高，上下纪律比较强，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和人民心连心，这才获得了一次次战争的胜利。”